移民热背后的锚定效应

    □周业安

    现在一些大城市居民热衷移民澳洲等地，笔者的晚辈李四也是其中之一。李四找我闲聊，说起移民的纠结，一副故土难离的悲戚，但言语之间，似乎澳洲的幸福在向他招手。李四向我讲了他的理由，比如现在国内经济状况不好，物价水平高，生活压力大；发展机会少，竞争太激烈，等等。笔者是一个好听众，非常有兴致地听李四慷慨激昂地陈词，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空隙，简单地问了李四一个问题：“澳洲的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目前是多少？”李四随口答到：“应该比国内好！”

    我打开数据图表，请李四观摩。按国内外各权威机构的预测，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预期在7.5%左右，而澳洲的经济增长率不到3%，也就是说，澳洲的增长率还不到中国的一半。经济增长率高，才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才能改善居民的生活，当然，也可能伴随着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反过来看，如果经济增长率低，就业机会就少，竞争反而更激烈。据一些媒体的信息，澳洲上半年的失业率已经有上升趋势，正向6%迈进。如果仅仅是考虑经济因素，能构成移民的理由么？似乎不能。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高增长率经济体的居民愿意移民到低增长率的经济体？从和李四的闲聊中，似乎能看出一些端倪。

    李四对当下中国经济的风险有某种过度悲观的情绪，有一定代表性，反映到金融市场上，就是我国高经济增长率的背景下股票市场反而持续低迷，而低增长率的美国，其股市则提前复苏。两相比较，难道美国人更理性？其实不是。有句俗话说得好，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这很能说明现在的社会心理。中国家庭在经历了持续的高增长之后，已经习惯于两位数的增长率，似乎经济增长只有在10%以上才是合理的，低于这个数字就是不合理的。所以当经济增长率回落到个位数的时候，社会心理容易恐慌。实际上，迄今连很多专家学者也不承认心理因素对经济形势的意义，转而寻求客观的风险测度。殊不知，在社会经济环境不确定的条件下，对于风险背后概率分布的认识，本身就是一个主观过程，这一过程就是风险的认知。风险的认知与一个特定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有关，但更与决策人的心态有关。

    心理学上说，人们在决策的时候通常会出现一个所谓的“锚定效应”。如经济增长率10%就是一个心理上的锚，决策者会把这个锚和经济繁荣联系在一起。超过这个值，就看作是繁荣；低于这个值，就看成是衰退。锚的移动需要时间。比如7%左右的增长率持续几年，那么家庭会重新建立自己的锚，从而把锚从10%移动到7%。但在此之前，家庭照旧按照10%的锚来决策。当经济增长率低于这个锚的时候，家庭会判断经济不景气出现，而对10%这个锚的持续偏离是造成家庭过度悲观情绪的心理根源之一。表现在金融市场上，就是标准的短线甚至超短线买卖，而且完全按照技术图形来决策；表现在社会上，就是放大对社会风险的认知，缺乏安全感。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同样受锚定效应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觉得本地GDP增速低于两位数是不能容忍的，当GDP增速个位数时代来临，地方政府就会显得恐慌，在这种心理的趋势下，会迫切需要采取各种刺激手段来提高当地的GDP增速。结果，凯恩斯主义政策大行其道，地方政府无视自身的现金流约束，通过翻新地方平台的花样来融取大量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上来，即便这些基础设施仅仅只有GDP的数字意义。这种投资冲动造成了一方面造成虚假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加剧了金融系统的风险。而家庭一旦认识到地方政府这种行为的后果，又会加剧悲观情绪。于是在家庭和地方政府之间就形成了相互强化的社会心理链条：家庭的悲观情绪和地方政府的短视决策相互促进，加剧了当下的经济波动。

    经济调控除了采取总量调节，还需要什么？显然，对社会心理的干预被忽略了，这是传统经济学的错误之一。传统经济学从凯恩斯主义开始，就仅仅关心总量调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并不考虑社会心理的存在。但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心理因素对基本面的影响客观存在着，而且是普遍存在着。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和保险系统是心理干预的一个重要渠道。李四们的移民决策有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发达经济体的社会福利和保险通常很发达，即便存在等量风险，在发达经济体当中生活，感觉更有保障些。而中国欠缺的就是通过社会保障和保险来实施心理干预的平台、制度和机制，社会保障和保险似乎是一个脱离于社会心理干预之外的系统，其作用被大大低估了。因此，面对经济下滑，在总量干预之余，应该引入社会心理干预，通过合理设计社会保障和保险产品，改变家庭决策时的锚；通过合理设计层级政府之间的考评机制，来调整地方政府决策中的锚，从而矫正当下的家庭过度悲观情绪以及地方政府的短视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已经显示，这种社会心理的干预效果不错，而且相比总量政策，其付出的代价还小。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