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版产业规划密集出台 50天公布7万亿投资计划

　　近期，地方版产业规划密集出台，涉及投资额动辄上万亿元。市场人士指出，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新一轮投资潮来临。据不完全统计，7月以来已公布的地方投资计划涉及金额约7万亿元。

　　分析人士认为，这些规划提出依据地方要素禀赋优势，通过打造地方特色产业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投资者可从地方版产业规划中寻找新的投资主题。

　　地方发展规划频出

　　8月20日，广东全省实施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当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充分发挥海洋资源优势努力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决定》以及五个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总计提出177个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过万亿元。

　　同样在8月20日，重庆市政府发布工业领域主要产业三年振兴规划，“十二五”期间，全市工业将累计投入1.5万亿元，建成7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和30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工业总产值突破3万亿元。七大产业包括电子信息、汽车、先进装备制造、综合化工、新材料、能源、消费类制造等。

　　据媒体报道，近日，贵州出台3万亿元生态旅游投资计划。根据规划，3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将在未来十年内完成。贵州省旅游发展和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王富玉此前在听取《贵州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规划》阶段成果汇报时称，规划提出的“国家公园省”的战略定位既彰显了贵州的竞争优势，又凸显了贵州的特征，把握了贵州旅游的核心。

　　8月13日，在黑龙江省政府新闻办紧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关于促进全省工业经济稳定增长的若干政策措施》公布。《措施》旨在鼓励企业增加生产、帮助企业开拓市场、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减轻企业负担。

　　实际上，频繁出炉的区域规划并非局限在省一级层面。在稳增长背景下，早在7月16日，浙江省宁波市就下发了《市政府关于推进工业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若干意见》，26条新政内容涉及清费减税、扩大投资、调整结构、科技创新、要素保障、营造氛围六个方面。

　　7月23日，江苏省南京市发布《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若干意见》，出台一系列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政策，涵盖投资拉动、房地产消费、汽车消费、旅游休闲消费、文化体育娱乐消费、教育消费、健康消费、会展消费、节假日和新型方式消费以及绿色消费10个方面。

　　有些地方虽然没有出台政府文件，但是也发布了重点投资项目。7月26日，湖南省长沙市对外宣布，2012年重大推介项目195个，总投资额达8292亿元；8月12日，山西省投资促进局有关人士在第四届能博会新闻发布会上称，本届能博会签约金额超万亿元。

　　打造地方特色产业

　　从区域规划文件的区域角度分类看，除了省级、市级，还有跨区域规划。而从规划内容分类，则有产业规划、综合规划等。其中，资本市场最为关心的是规划中涉及产业发展新思路方面内容。在当前经济增速面临下行压力、新的经济增长点亟待发现的背景下，具有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往往能够刺激投资者的敏感神经。

　　综合性的区域性发展规划(或意见)自2009年起密集出台，至今虽然仍有一些规划等待发布，但基本已遍布全国。已经正式出台规划设计的区域有珠三角地区、海西经济区、江苏沿海地区、横琴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中部地区、黄河三角洲、海南国际旅游岛、天津滨海新区、皖江城市带、长三角地区等。

　　相关区域规划之所以得到资本市场的高度关注，主要是因为被放在了更加突出和重要的位置，明确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空间布局以及结构调整的重点和方向。业内分析指出，当前资本市场热点较少，新的综合性区域规划的出台依然能够吸引投资者眼球。

　　据媒体报道，《中原经济区规划》编制启动，《广西西江经济带发展总体规划》正式批复，《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建设规划》上报发改委，《中国东北地区面向东北亚区域开放规划纲要》已经获得国务院批复，《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规划》编制调研正紧锣密鼓，南沙发展规划即将上报国务院审批。

　　在新一轮的地方版产业规划中，特色产业发展规划尤为引人关注。8月份获得国务院批复的《无锡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明确提出，到2015年，无锡示范区拥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物联网核心技术，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到2020年，集聚和培育一批国内领先的物联网企业，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发展集聚区。

　　海南省政府7月份批复的《海南省热带作物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也是围绕地方特色做文章。已经上报发改委的《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建设规划》、国家发改委正在调研编制的《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等走的则是高端路线。

　　重在提高投资效率

　　对于当前出台的地方规划和投资计划，有分析人士担忧新一轮投资竞赛正在展开，这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不能真正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另有分析人士认为，本轮投资不同于上一轮的四万亿投资，效率应当有所提升。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从区域来看，中西部投资需谨慎。当前需要关注的不仅是经济总量问题，更是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如2009年出台的四万亿元投资计划中，中西部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自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长率分别为60.2%、89.2%，分别比东部高13.8和42.8个百分点。正是由于这种行政性资金划拨，其投资效益大大低于东部地区。

　　通过梳理相关规划也可以看出，钢铁、水泥等严重过剩、企业盈利能力较差的行业已无人问津，甚至像光伏这类项目，由于产能过剩，相关规划中也鲜有提及，地方政府的做法趋于务实。

　　但在当前经济增速下行的背景下，银行对于贷款的风险评估会进一步增强，这意味着一些发展前景不好、盈利预期较差的项目或者行业很难得到贷款。

　　此外，分析人士认为，很多项目的实施需要基础设施先行，钢铁、水泥等基建相关行业的需求将受到拉动，去房地产、去重化工业所带来的需求下滑将得到一定弥补。

　　部分区域规划和投资计划

　　公布时间省市投资金额投资计划内容

　　7月广东省2353亿元广东实施重大建设项目向民间投资公开招标，首批共推出44项，总投资额2353亿元，其中交通和城建项目的投资额占到近六成。8月底前还要公布第二批招标项目并召开项目推介会。

　　7月长沙市8292亿元2012年重大推介项目195个，总投资额达8292亿元。其中，重大项目涉及民生、综合交通体系、城市设施体系、新型城市化布局、产业发展等领域。

　　8月广州市1984亿元下半年要重点抓好年度投资714亿元的101个重点项目建设和列入省现代产业500强的120个项目建设；抓好国有企业总投资为1270多亿元的76个续建和新开工项目建设。

　　8月贵州省3万亿元《贵州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规划》提出，未来10年完成投资3万亿元。按照10年投资预期，政府每年为此规划需投入1000亿元左右，主要用于交通和医院等基础设施建设。

　　8月重庆市1.5万亿元“十二五”期间，全市工业将累计投入1.5万亿元，建成7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和30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工业总产值突破3万亿元。

　　8月广东省1万亿元《关于充分发挥海洋资源优势努力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决定》以及五个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总计提出177个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约1万亿元。

　　8月山西省1万亿元山西省投资促进局在第四届能博会新闻发布会上称，签约项目上千个、签约金额超万亿。（中国证券报 顾鑫）

　　思路上要有突破地方稳增长 不能穿新鞋走老路

　　继本月初长沙市公布8000亿元投资计划后，日前重庆和天津又几乎同时提出了1.5万亿元投资计划，贵州和山西两省也都有雄心勃勃的计划。这些计划虽然时间跨度不一，具体内容也存在一定差异，且其高调发布存在较强的广告宣传动机，最终能真正落实很可能只是一小部分，但在“稳增长”大背景下地方政府竞相抛出庞大投资计划本身就透露出一些值得高度重视的信号，其背后体现的固有经济发展思路，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在经济增速持续回落的形势下，中央确定了“稳增长”的政策基调。在稳增长中，地方政府显然不应该毫无作为，适度有所作为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这种作为不是乱作为，而应该遵循一定的原则，保持着对市场的尊重，在政策思路上要有所突破，以往那种惯性思维该有所扬弃，这不仅是体制创新的内在要求，也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经济中复杂的矛盾所决定的。

　　首先，从已经公布的地方投资计划来看，依靠项目投资拉动国内生产总值(GDP)仍然是地方经济增长的主要思路，而这一思路最直接的风险就是加剧产能过剩。

　　虽然这些计划没有披露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各自比重，但从常识可以判断，制造业投资在其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制造业产能过剩是目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之一，在正常情况下，市场具有自动淘汰过剩产能的机制，特别是在激烈竞争中，低效产能能够被自然淘汰。在经济周期运行中，投资和淘汰产生的波浪式前进能使经济达到一种动态的供需平衡。但是，政府通过经济计划圈定扶持产业，运用土地、财税优惠以及向企业提供隐性的担保等方式进行“引导”，很容易弱化市场的约束机制，延缓了产能削减的进程，甚至会导致业已存在的产能过剩更加严重。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的数据，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8-2009年，中国制造业整体产能利用率最高也只有80%，而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使产能利用率进一步下降，最低只有60%。无疑，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确实比较严重，这也反映出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特别是消费和投资之间失衡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纠正这种失衡，要求政府将主要工作放在改善收入分配，加大对居民的税收减免上，大量的制造业投资虽然短期内可以直接拉高GDP，增加一些税收收入，但长期来看，却会进一步恶化经济结构，使经济变得更加不可持续。

　　其次，地方政府产业规划不仅计划经济色彩较为浓重，而且对产业的选择上趋同现象严重，一窝蜂式的投资很容易导致未来若干年在所谓的“新兴产业”上重蹈光伏行业的覆辙。

　　各地的计划不仅制定了重点发展的产业或产业集群，而且制定了具体的产值目标，单从这点看，就带有较浓的计划经济色彩。此外，新能源、新材料、云计算成为各地重点支持的对象，可以预料，这些重点支持的产业，将会得到土地、信贷上的支持，甚至是直接的财政资金资助。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固然可以较快地吸引民间资金的参与，降低其早期的风险，但政府介入也鼓励了民间资金不顾市场规律大肆冒险扩张，再加上一些所谓的高科技、新科技其实只是普通制造业，中国企业并没有掌握核心技术，进入门槛甚低，极容易形成全国各地遍地开花，迅速形成产能过剩而真正的创新能力又无法形成的局面。政府的巨额投入有在数年后成为负担的可能，光伏产业就是前车之鉴。

　　其实，在引导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扮演的角色一直是值得质疑的。不可否认，在过去基础较差、投资相对于庞大就业压力来说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政府通过直接引导、定向支持的方式确实有利于快速形成生产能力和产业聚集效果，但这一模式的边际效应已呈快速递减之势，相反，该模式带来的重复投资、效益下降等负面效果则日益明显，最典型的是江西新余的赛维案例。因此，政府的产业政策需要适应形势变化，打破原有的路径依赖和行政惯性。

　　随着市场日益发展，政府在吸引产业、提高地区竞争力方面，不应该再靠优惠措施，不应该再靠直接干预。政府应该立足于完善市场配套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确保企业拥有公平竞争环境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治环境，政府应该加大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并以此作为形成产业聚集的支点，而具体的应用和产业化，应该交给市场来完成。

　　总之，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阶段，地方政府在“稳经济”的过程中，投资政策和产业政策也需要作出积极的改变，而不能穿新鞋，走老路。原来那种上项目、铺摊子以投资推动增长，以直接干预为主要手段，低效益高风险的产业政策，不能再延续下去了。(证券时报网)

　不应放任地方政府刺激经济

　　“应该重温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目的，保证经济增长是有效益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义平8月22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这样表示。在他看来，不仅要打破经济增长主义的局限，追求有效益、技术含量高的GDP增长，还要将创新转变为产业，并运用好的制度留住人才，同时还要拉开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距离。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发展困难增多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经济增长应该有质量

　　中国经济时报：你如何看待目前的GDP增长问题？

　　李义平：现在有一种为增长而增长的倾向，我把它叫做经济增长主义，表现为一切为了GDP，不择手段提升GDP。譬如，有的地方建了很多没有效益、甚至连成本回收都无望的项目，虽然增加了GDP但却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还有一些污染严重的项目，甚至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我们必须重温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也就是说我们的GDP增长必须有效益，同时技术含量要高。我曾经说过，如果GDP可以称量，单位GDP到底是发达国家的重呢？还是我国的重？我想肯定是我们的重，因为GDP内容不同，我们大多是拼资源、拼消耗换来的GDP.

　　我还想强调一点，除了经济增长，就业也必须是有效的。一个所谓的新兴产业，经营效益不佳，负债很多，但却安排了很多就业，你说应当继续让它经营下去吗？我认为没有产业前景、市场前景的企业就应当退出，也就是说提供就业的企业必须是有效益的，没有效益最终是没有意义的。打个极端的比喻：弄块砖头让人洗，也可以就业，但这样的就业又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经济时报：你对未来GDP增长有何判断？你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硬着陆”和“软着陆”的猜测？

　　李义平：经济增长有一个自然增长率，即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特定的技术水平、经济结构下，不受紧的或松的经济政策制约的经济增长率。中国曾经有两位数的增长，那是我们经济发展的开始阶段，现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应当是很难的。所以说，中国现在应当是一个中速发展阶段，这是更为成熟的阶段，即维持7%—8%的增长。

　　我的观点是，硬着陆不一定是坏事，软着陆也不一定是好事，本来该硬着陆的非要拖成软着陆，反倒使问题复杂了。

　　创新支撑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时报：在你看来，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增长？

　　李义平：真正的经济增长是靠产业创新来支撑的，研究经济周期可以发现一种巨大的创新能够带动一系列创新，诞生新的产业和一系列相关产业，于是才有了产业质变基础上的经济发展。

　　三次工业革命为推动经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就是上述论点的历史支持。如果没有产业支持，没有产业变革，仅靠膨大剂刺激，这样的经济增长是很危险的。

　　中国经济时报：那创新的重点是什么？

　　李义平：创新不只是发明，创新必须变成产业，必须市场化，接受市场的检验。同时也必须遵守投入和产出的定律。可以说创新最重要的不是人才而是好的制度安排，好的制度安排可以激励人、吸引人、造就人。而适用于创新的制度安排就是市场经济。之所以这样说原因有三个：首先，市场经济下近似于“军备竞赛”的压力，对手创新了，你不创新就会打破力量均衡，迫使你必须创新。其次，淘汰的压力，经济危机的压力。经济危机阶段通常是创新的契机。再者，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包括冒险精神、容忍与众不同的思维和宽容失败的态度。

　　不要让经济绑架政府

　　中国经济时报：在接下来的发展中最需要警惕的事情是什么？

　　李义平：我们应注意适当拉开经济与政治的距离，不要让经济绑架了政府。发达经济体中政府与经济之间都有一定的距离，特别是地方政府甚至不管经济。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搞好公共服务。打个比喻就是政府修好一条公路后，让司机决定怎样开、开多快，政府不应直接开车。如果放松约束，让地方政府直接拼经济，追求GDP，那会造成有些地方政府为求增长不择手段。

　　在当前，要特别留意地方政府的救市政策，地方政府有政绩情结，如果放任地方政府刺激经济，后果可能比“四万亿”更复杂。(中国经济时报)